运动与动员：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述论
摘要：体育传入中国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重塑新民的时代使命，以“强国保种”为表征的体育具有“国家化”的趋向。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举办了民国第五届全运会，通过庄严的仪式氛围的感染，唤起了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武术、东北选手宣誓及国难游艺会等元素的加入使得全运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国民政府对本届全运会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借助一系列仪式活动、政治符号及领袖演讲向民众灌输党国意识形态，突出了其党化全运会的政治意图。本届全运会超越了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质，俨然成为一场振兴民族的精神动员大会和国民政府进行党化教育的政治集会。
关键词：体育；第五届全运会；民族主义；党化教育
民国时期共举办过七届全国运动会，1933年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是第一届由中央政府主办的全运会。本文以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为研究对象，从身体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救亡背景下如何将全国运动会与民族精神动员、国民党党化教育结合起来？如何将全运会演变为一场政治集会，向民众间接灌输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国民政府形象，最终实现其政治诉求？即运动会的运动与动员问题。
一、第五届全运会的筹备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这为全国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人深感国民体力之羸弱，精神之萎靡，体育救国的呼声高涨起来，国民政府亦以推行国民体育为其急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势扩张也延伸至体育领域，体育被纳入到国家建设体系之中，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逐渐制度化、体系化。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体育法》，这是近代史上由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关于发展体育的法令文件。1932年9月，教育部公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旨在 “培养国民合作团结抗敌御侮之精神，养成国民侠义勇敢刻苦耐劳之风尚，以发扬民族之精神。”[1]同时成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主持全国体育事业，确定全国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结束后，蒋介石便提议组织民国二十年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筹备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原定于1931年10月10日举办，受“九一八”事变、长江水灾及之后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一再延期，最终定于1933年10月10日国庆日在南京举办。这届全运会直接在教育部体育委员会的指导下举办，南京国民政府调动财政、宣传、交通、卫生、警卫等部门协助，对这届全国运动会给与了高度重视。（一）组织方面。褚民谊任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府主席林森任大会名誉会长，汪精卫、蒋介石、戴传贤、孙科、于右任等任名誉副会长。（二）场地方面。在首都南京郊外总理陵园以东，灵谷寺以南地区建筑永久会场。全场占地约一千亩，可同时容纳六万余观众。全部工程历时七个月，建筑费用共为八十余万元。（三）经费方面。本届全运会从原先的十三万减至十万七千元，勉强能够开支。另加建筑中央体育场花费的一百四十三万元及其他费用，全运会期间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支出足有二三百万元。（四）交通方面。招江南汽车公司，浙江公路局，京市汽车业工会备长途汽车数十辆往返运输，并且在全运会期间增开一列京沪之间的火车运输旅客。（五）宣传方面。此次全运会的宣传工作主要有标语彩画、拍摄电影、招待新闻记者等几种形式。
在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鼓动下，本届运动会达到空前规模，参赛单位33个，运动员2697人，到场观众及外宾前后共达30万人。这些都表现出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生政权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向国家大一统努力的象征。1933年正值内忧外患，经济凋敝，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之际，国民政府在国庆日举办全运会，号召数十万人参与，有意使全运会演变为一场振兴民族的精神动员大会和进行党化教育的政治集会。
二、全运会与民族主义的传播
1933年10月10日上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首都南京开幕。是日正值中华民国立国二十二年度国庆纪念日，也是东北三省沦陷后的中华民国的第三度国庆日，又值“近三百年来中国经济恐慌最盛之日”。全运会开幕典礼在中央体育场举行，30多万人在同一时间听军乐，升国旗，唱党歌，向党国的创造者致敬礼，恭读总理遗嘱，聆听党国领袖及运动选手带有国难创痛的演讲，一系列的仪式活动能在同一时间唤起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而这种作用力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不断延伸扩大。“我们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我们应当认得民族的荣辱，就是我们个人的荣辱。”[2]民众以往对运动会不甚关心，此届全运会，一些民众宁愿徒步几十里不辞劳苦前来参观。从前新闻记者不甚注意体育，对于体育新闻，不十分愿意登载。近来，他们不单是非常注意，而且对于体育新闻，都是争先恐后的抢去发表，甚至於把未曾公布的新闻，他们预先发表。
与前四届相比，本届全运会除参赛人员增加，地域扩大外，最大的特色在于将具有传统元素的国术（武术）列为比赛项目。自西洋体育传入后，传统的武术逐渐衰落。1932年辽宁选手刘长春孑然远征洛杉矶奥运会不幸惨遭淘汰，同年8月7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提出“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的体育方针，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体育的思考，传统的武术受到国人的重视。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倡民族体育，提高武术的地位，从传统文化遗产中追寻中国体育之道，不仅能增进民族自信心，亦能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民族力量。
东北选手在本届全运会是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身影几乎出现在全运会的每一个场合。开幕式上，当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选手高扬素旗整队入场时，四周看台上数万观众鼓掌如雷，历数分钟而未已。“余时鵠立看台，热泪几欲夺眶而出。回顾旁立之诸人，亦莫不充分表露其悲愤之情状。”[3]在开幕式上，东北选手宣读了《东北五省区选手致大会全体选手书》。时值东北三省沦陷两周年，但仍看不到国民政府光复故土的希望。一面是沦陷区人民的哀嚎，一面是首都各界的狂欢，“此地此时，两相印证，益不胜人氏迥之威，而启人奋发之思也。”[4]山河易色的耻辱，颠沛流离的苦难无论对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是惨痛的。听完东北选手的慷慨陈词，全场早已是一片唏嘘，许多人泣不成声。借由东北选手的出场参赛，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国民政府实现了借由本届全运会的举办，实现了聚拢民族心智、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
全运会期间，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媒体评论，他们的演讲或文章都围绕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众以民族精神挽救国难。在时人看来，“全国运动大会之成功，不仅在少数运动员夺得锦标，取得荣誉而已，实欲藉此盛大集会，以鼓舞全国民众之心灵。藉此接触机会，以沟通全国人民之思想与观念，使全国民众发扬振作。”[5]全运会虽然以检阅历年国民体育发展实绩为目的，但实际全运会已然超越了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质。在国土支离，民族衰颓之时，全运会已然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动员民众振兴民族、洗刷国耻的精神动员大会。通过对民众的动员，显示了国民政府抵御外侮的决心，塑造了政府良好的形象。
三、全运会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本届全运会由国民党中央决议，教育部主持，倾全国之力举办。全运会于10月10日召开，正值辛亥革命胜利22周年纪念日，又值孙中山伦敦蒙难第37周年纪念日（10月11日），国民政府进行了一些列庆祝辛亥革命胜利以及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因此，全运会上，无论是开幕式上的系列仪式活动， 还是期间孙中山符号的再现都显露出了国民政府党化全运会的政治意图。
会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大量以“倡全民运动，救国家危亡”、“提倡国民体育，振兴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宣传标语，张贴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及运动场内外。开幕式上，奏军乐、唱党歌、升党国旗、向总理遗像致敬礼、运动员宣誓等政治仪式和国家符号使得会场更显庄严隆重，更富有政治色彩。“国旗是代表我们国家，党旗是代表我们革命党的唯一标志。我们看了国旗或党旗，就如同看到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党，国旗或党旗所到的地方，就是表示我们国家或党的力量或精神之所及。”[6]升党旗、国旗最能表现国民政府党化全运会的意图。
全运会期间，国府政要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讲更突出了其党化全运会的意图。在这些政治要人的讲话中，除号召运动健儿强身强种外，还通过追溯革命历史来激烈民众奋发有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10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于上午8时举行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第37周年纪念。汪兆铭、叶楚伧、居正、孙科、林森、张继、戴传贤等中央委员及各机关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共六百余人参加纪念会。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就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具体经过及教训意义作了讲演。讲演高度赞誉孙中山得人援助是为救中国、救世界的使命，而不是为其个人安危。讲演最后指出完成革命不在总理一人，激励全党和国民，秉承总理奋斗牺牲的精神和崇高伟大的人格，继续总理未竟的事业。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同盟会）是国民党政权的创造者，在这样一个场合缅怀先烈，追溯革命历史，除激励党内同人秉承先总理遗志，完成前人未竟之业，更多的是通过孙中山符号及与此相关的仪式对民众灌输党国意识形态，塑造国民党执政的统治正当性，获得民众认同。
四、结语
1933年，南京中央政府在国庆日于新都南京举办的此届全运会从开始酝酿便承载了国民政府及社会人士振兴民族，洗雪国耻的希望。数十万人齐聚体育会场，通过庄严的仪式氛围的感染，唤起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凝聚民族向心力。而传统武术、东北选手及国难游艺会等元素的加入使得全运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本届全运会超越了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质，俨然成为一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员大会。
在国难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举办民国第五届全运会，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生政权试图展现自身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同时对于全运会，中央政府有着强烈的政治期望。全运会期间，通过唱党歌、升国旗、谒中山陵、国府政要国难演讲等仪式活动向民众灌输党国意识形态，突出了其党化全运会的政治意图。而通过追溯革命历史，缅怀先烈，特别是孙中山符号的再现试图塑造国民党政权执政的正当性。
从实际效果而言，民国第五届全运会的举办未能使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未能短期内增强民众体格，最终未能也不可能直接阻遏日寇的入侵。但就国民政府而言，本届全运会是成功的。一方面，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将全国民众团结在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对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益处良多；另一方面，也为新生政权提供了扩张其国家权力、灌输思想、宣示统治正当性的时空场域。如果将本届全运会与随后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及随后的抗战民族精神动员结合在一起，其意义更加深远重大。
参考文献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79页
[2] 尚树梅.从体育的本旨谈到全国运动会的意义[N].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20号：24页
[3] 二十二年全国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编：二十二年全国运动大会总报告<一>[M]. 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文教•文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37页
[4] 刘光炎.时事评述：写在全运会闭幕以后[N].时事公论，第82号：43页
[5] 二十二年全国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编：二十二年全国运动大会总报告<一>[M].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文教•文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68页
[6] 廉耻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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