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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建构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地位，以父亲为中心，确定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秩序，任何一级不得逾越。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君主作为一国之主，是权力的化身和象征。统治者为了达到永享国嗣的目的，竭力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意识，道德原则被进一步国家化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黑格尔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
拥有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价值观，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念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蓝图是以家庭为本位，又将齐家的根本、实现仁和社会的理想落实在孝道上，认为孝德是一切仁德的基础和保障，一个人在家中的孝行可以延伸拓展到社会中，由家至国、家国相连，血脉相亲，从而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凝聚力和极强的家国观念。
以“忠孝”为核心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在历史长河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某个历史阶段，会发生有趣的变奏现象。在此，本文以民间故事《孟姜女》和北魏时期的民歌《花木兰》为例，阐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价值观的双重变奏。
一
民间故事《孟姜女》广泛流传于中华各地，两千多年来，它口耳相授、著之典籍、被之管弦、演于戏剧，直至今天搬上屏幕，几乎是妇孺皆知。现在我们从《孟姜女》故事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过程来感受中华民族价值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变奏。
由民俗学家顾颉刚的考察来看，孟姜女故事最早的史实来源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杞梁之妻，“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襄公二十三年，即齐庄公四年，杞梁是齐国大夫，伐莒阵亡。战争结束，庄公归国，途中遇杞梁之妻，庄公欲就地吊唁，杞梁妻以不合礼仪，婉言相拒，庄公只得到杞梁家中举行正式的吊唁。这段历史记述比较简略，很多细节语焉不详。后在《礼记•檀弓下》和西汉刘向的《说苑•立节》、《列女传•贞顺》出现过杞梁之妻的故事。从春秋到西汉末杞梁妻哭夫城崩，故事框架形成，其中心是赞扬杞梁妻“知礼”和“贞”的品质，既维护了自己和丈夫的名份和地位，又表现了对丈夫的忠贞。后自东汉至南北朝，故事情节没有明显增损。
然而到了隋唐时期，《孟姜女》的故事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期的代表作是敦煌写本《雕玉集》卷二十引《同贤记》中的记载：“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良返于服役之处，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杀之，并筑城内。……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进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便将归葬之也。”另外，唐末五代诗人贯休《杞梁妻》诗，写得比较概括：“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隋唐时的故事有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故事情节从初始的知礼的杞梁之妻不受齐侯郊吊到隋唐时孟姜女千里寻夫“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进崩倒。”的变化。二是长城地点的变化，在故事刚刚形成的春秋到西汉末，杞梁之妻哭倒的长城是齐国的长城，而隋唐时期故事的女主人公哭倒的是秦朝时修筑的万里长城。
据民俗学家顾颉刚的考证，唐代的故事之所以有了秦始皇筑长城的内容，其原因“至少有二种：一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二是唐代时势的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唐代国势强大，对外扩张，滥用徭役，百姓不堪其苦。民俗学者钟敬文也认为，“这种新形态和相应的新情节，是社会的重大现实反映在群众的意志、感情和志向上的结果。”
秦朝民歌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真实阐释万里长城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和尸骨铸造出来的，表明了广大民众为长城付出的莫大牺牲，因此，“长城”也就成了伤痛的文化符号，连接着文人心底最薄弱的环节。唐代的东征西伐，士兵终年镇守边境，他们的妻子夜梦中系恋的是“玉门关”、“渔阳”、“马邑”，这些地方就在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一带，长城成为闺中少妇的怨恨所归，于是假借“杞梁妻哭倒长城”的故事来消除心中的怨气，杞梁妻的故事实际上成为“旷妇怀征夫”，凭借一女子的力量哭倒象征王权的万里长城，旨在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繁重徭役对下层百姓的致命摧残。
二
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它叙述的是女英雄花木兰代父从军，浴血奋战，立下战功，最终辞官还乡与家人团聚的故事。我们可以从《木兰诗》叙述内容和叙事方式来理解其所体现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大融合时的民族价值观。
在国家安危面前，木兰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作出抉择：“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在沉重的“叹息”中做出这一决定，既表现出木兰孝顺父母、关心体贴年迈的“阿爷”的儿女柔情，又昭示出木兰深明大义、顾全国家大局、敢于浴血卫国的赤子情怀。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爷娘去，暮至黑山头……”的排比句式，极写征途的遥远、军情的紧急、行军的匆忙神速。“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的反复咏叹，则是真切刻画木兰在生活的骤然变化中产生的微妙心理。这里既有她热血沸腾、气概豪迈的一面，渴望奔赴沙场，杀敌卫国，也有她紧张担忧、思亲恋家的一面，更加让读者觉得木兰的形象真实感人。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她矫健豪迈气概奔赴战场，“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是作者特意为历经漫长边地生活的女英雄留下的一幅星夜巡逻的剪影，在纷飞战火中，木兰与她的伙伴们一道守边御敌，冲锋陷阵，经受了各种摔打锤炼，她的智慧与作战才能发挥。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漫漫征战中木兰立下赫赫战功，终于凯旋受到天子隆重接见。这是她受到天子特别嘉奖，木兰最终坦然辞官谢赏，一心只想回归故里，依旧过自己朴实的农家生活。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段诗句描写的是木兰与家人团聚的动人场面，这里既有家中爷娘“相扶将”、阿姊“理红妆”、小弟“磨刀霍霍向猪羊”欢乐气氛的渲染，又有木兰归家后喜不自禁地开东阁门、坐西阁床、著旧时裳、理云鬓、贴花黄的激情流露，更有同伴“皆惊忙”的烘托。“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伙伴们的“惊忙”更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伙伴们的“惊忙”既是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那么长时间而未被发现破绽的谨慎、机敏的惊奇，也是对木兰敢于代父从军的过人胆识与无畏勇气的钦佩，更是对女儿身的木兰在漫长征战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杰出智慧、非凡身手、卓越才能的由衷赞叹。
这首民歌创作于北魏时期，自魏太武帝统一北方，至孝文改制，北方民族大融合迅速发展，它必然给北方人民心理上感情上留下深深的印迹，这种历史的意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正如称“胡”的同时又称君主为“可汗”，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好留影。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很快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与汉族融合为一体。
纵观《木兰诗》，我们发现这既不是一首控诉战争罪恶的诗，又不只是一首讴歌女英雄抗敌爱国的诗，它是一首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特征的颂歌，女英雄花木兰就明显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精神的痕迹，又有汉民族优质文化的烙印。她既孝顺父母，又效忠祖国，把中华传统价值观中最完美的“忠孝”两个方面融为一体，表现的是胸怀天下的民族大义，对骨肉亲人的真挚爱心，木兰精神已经凝结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三
中华传统价值观最重视道德修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为国尽忠，为父尽孝”自古便植入普通百姓的心中，形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人性意识和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进化为一种全民族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因此《木兰诗》中的替父从军，骁勇善战的木兰形象深受华夏子孙喜爱而得以千古流芳。
但过分强调群体意识和顺从意识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肯定会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反作用，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来统治老百姓，原本亲密的父子、夫妻的人伦之爱变形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严重扼杀了人的情感需求，因而才会有重情讲义的孟姜女出现，她不畏残暴的秦始皇，以惊天动地的方式对抗黑暗的王权——哭倒万里长城，以感天动地的方式表达对逝去丈夫的爱，因而民间故事《孟姜女》在群众中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